2013年4月，非洲南部莫桑比克，中国企业家援助的一片稻田附近。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李志康、阿里博士和他的助手王文生博士站在那里，看着金黄色的滚滚稻浪。水稻长势良好，穗饱满，丰收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2万......
2013年4月，非洲南部莫桑比克，中国企业家援助的一片稻田附近。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李志康、阿里博士和他的助手王文生博士站在那里，看着金黄色的滚滚稻浪。水稻长势良好，穗饱满，丰收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2万多公顷，如此广阔，即使在中国也是罕见的，”李志康回忆说。“绿色超级稻”粮食扶贫项目国际部分的主持人、中国农科院研究所的种子科学家，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在投资了20多亿元人民币后，这位来自湖北的中国企业家又增加了一笔贷款，他雄心勃勃地要在莫桑比克开辟一个水稻产业。他从当地的中非援助项目中找到大型机械帮助耕种，借调专业人员和大型农业机械到许多国有农场进行全机械种植，还引进了大型碾米设备。超级稻项目为这个农场提供了优良的水稻品种。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这片土地即将迎来丰收。
此前，这里是河流冲击形成的下潮滩处女地。不知道湿地的黑土有多深，极其肥沃的土壤即使不施肥也能亩产1000斤。这位企业家进行了仔细的计算，如果顺利，农场将在3-5年内收回投资。先在3万公顷范围内试种，再覆盖周边30万公顷。生产的大米不仅可以满足莫桑比克的粮食需求，还可以出口到周边的非洲国家。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了洪水。津巴布韦上游没有水坝，大水倾泻而下，严重破坏了即将收割的大片稻田，次年也是如此。两个收获季节接连被摧残，所有计划宣告破产。几年后，李志康又在这个农场，破旧的生产设备像一座烂尾楼，彻底没了。
莫桑比克的洪水是一大挫折，但这并没有阻碍中国绿色超级稻品种在非洲的扩张。自2008年以来，在中国政府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中国科学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洲和亚洲18个国家培育和推广了绿色超级稻，以解决这些国家农民的贫困问题。这个名为“为亚非资源贫乏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的项目(以下简称“绿色超级稻项目”)，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中国政府和盖茨基金会共同出资5000多万美元。
在为期10年半的“绿色超级稻工程”中，包括两名院士在内的100多名中国农业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培育了一大批高产、多抗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78个水稻新品种已遍布亚非18个国家，覆盖612万公顷土地，大幅增加了160多万农民的收入。
盖茨基金会9月13日发布的《2022目标守护者报告》显示，未来，盖茨基金会将继续资助非洲水稻种业的研究项目。目的是利用中国水稻研究和种植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
中国先进的水稻育种和种植技术已经在非洲国家成功推广，但就像莫桑比克的中国农场一样，绿色超级稻在非洲的背后充满了鲜为人知的困难和挫折。
2007年3月，盖茨基金会的CEO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听了很多科学家的讲座。在他离开几天后，他告诉李志康，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将于4月访问北京，希望你能向他介绍中国农业科技的最新进展。
在此之前，李志康于1990年至2003年在德克萨斯A&M
大学和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水稻分子育种”项目，希望将先进的基因组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最终实现水稻分子设计育种的突破。
后来，因为项目太大，IRRI说很难在财政上支持它。李志康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继续这个项目。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更换了管理者，停止了所有资助农业的项目。但李志康之前的工作在水稻分子育种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他怀疑这是盖茨基金会找到自己的原因。
在农科院重大项目楼一楼会议室，李志康花了20多分钟向比尔·盖茨展示中国水稻分子育种协作网在高效培育水稻品种方面的研究进展，包括绿色超级稻技术。然后比尔·盖茨问他:“你愿意应用中国开发的技术来帮助第三世界解决粮食和贫困问题吗？”。
粮食短缺一直是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突出问题。
伊诺克·奇卡瓦出生于津巴布韦，是盖茨基金会农业发展部的代理主任。他在包括界面新闻在内的
媒体分享中指出，在除北非以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幅员辽阔，大部分地区雨量充沛，农业人口数量可观，但仍有48个国家勉强处于“温饱型农业”的水平。这意味着当地农业生产只能满足口粮需求。非洲每年仍需要进口价值近300亿美元的食品。当难以稳定生产足够的口粮时，对进口的依赖就会加剧。
比尔·盖茨在2022年的《目标卫报》报道中提出，非洲14个国家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口约一半的小麦。乌克兰危机导致谷物贸易中断，小麦价格因供应冲击飙升至40年来最高水平。今年席卷全球的
新冠肺炎疫情和高温气候也导致了包括农作物和牲畜在内的食物来源减少。
全球粮食援助的累计支出一直在上升，但农业研究的累计支出自2005年以来实际上没有增加。“乌克兰危机表明，单靠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解决饥饿问题，我们必须增加农业研发投资，”比尔·盖茨说。
2022年7月8日，中国在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也明确表示“支持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织和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推动农业研究。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制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在水稻育种研究，特别是水稻品种培育和推广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比尔·盖茨看来，中国40年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强国的经验，特别是在农业发展方面，对于解决非洲的粮食危机，提高全球粮食产量具有借鉴和示范意义。
“农业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财产。大米产量越高，国际大米市场的进口价格越低。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而且这件事几乎涉及所有一带一路国家，可以扩大中国的影响。”李志康同意了比尔·盖茨的邀请。
作为中国的科学家，李志康也对这个项目提出了要求:项目的目标区域必须包括中国的西部省份。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为国内农业做出贡献，还可以将中国的农业技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毕竟当时大家对在非洲种水稻没有把握，但是在中国可以做出一个成功的案例。
超级稻的粮食援助项目覆盖东非五国、西非四国、东南亚五国、南亚四国，包括中国西部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宁夏。国际水稻研究所、非洲水稻中心、中国18个分子育种单位和公司、非洲和亚洲18个目标国家的科研单位都参与其中。
超级稻的概念是指一类具有绿色
性状的高产水稻品种，包括抗逆性、抗病性、抗虫性、高水肥效率等。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分子设计与应用团队首席专家徐建龙的总结，绿色超级稻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16个字:少农药、少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
虽然中国水稻种植和推广技术世界领先，但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2.25吨/公顷提高到去年的7.11吨/公顷，增长了3倍。然而，目前推广的水稻品种面临着粮食安全和环境资源的双重挑战。
根据《农民日报》的报道，中国的水稻种植消耗了全国大约50%的淡水。作为世界上13个极度缺水的国家之一，中国目前的水稻生产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和环境挑战。
“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了土壤退化和河流富营养化，而氮肥的大量使用也导致了稻米品质下降和病虫害加重。”徐建龙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水稻产量仍然徘徊多年，严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从1998年到2005年，收益率有下降趋势。我国虽然有超级稻，但是超级稻需要大肥水的条件。我们国家中低产田占70%，超级稻很难发挥高产作用。”
近年来，高温、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巨大挑战，需要根据气候变化培育水稻新品种。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科学家提出了超级稻的概念。
2014年至2018年，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发起国家863重大项目“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培育”。来自中国所有水稻生态区的27个单位参与了该项目，培育了66个具有抗重大病虫害和抗旱特性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在全国六大生态区和多部示范片大规模种植和展示后，在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
此外，张启发团队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项目还建立了水稻分子设计育种信息
平台，分子标记和基因芯片相结合的全基因组选择方法加速了新品种的选育。
虽然绿色超级稻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仅仅把中国培育的优质水稻品种送到国外种植是不够的。不同地区的光照、温度、土壤、病虫害等条件差异很大，需要根据当地环境培育适宜的品种。
李志康的策略是先从中国挑选200 ~ 300个优良的常规稻和杂交水稻品种在目标国家试种，然后筛选出优良品种，再进一步杂交育种，最后培育出适合非洲不同目标地区的水稻新品种。
比如在非洲，存在水稻黄斑病毒病、土壤含铁量高等问题，需要在新培育的水稻中添加能抵抗这种病毒、铁抗性强的性状。在菲律宾李志康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根据这一思路，以中国的一些水稻品种为基础，开始培育绿色超级稻。
“那时候效率很高。2008年开始育种，2012年培育了一批品种。短短4-6年时间，培育出几十个高产多抗绿色超级稻新品种，进入菲律宾、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区域试验。到2016年，仅菲律宾就推广了200多万公顷新育成的绿色超级稻品种。”李志康对绿色超级稻在东南亚的推广感到满意。
繁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国，目前一个水稻新品种的选育和审定，平均通过上百个组合的混合，需要8-10年的时间。
李志康团队的绿色超级稻不仅栽培快，而且在很多地方表现良好。2013年，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海水涌入农田。过了五六天，海水消退，又遭遇连续一个月的干旱，土地一片狼藉。再加上洪水和高盐度，当地所有水稻品种都歉收，只有绿色超级稻表现良好。
“当年，菲律宾政府从几十个试验场购买了19000多公斤种子，加速了绿色超级稻新品种的推广。印度、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李志康说。
该项目资助的独立专业人员在菲律宾、越南、孟加拉国、印度、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对该项目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和经济评估，并发表了报告。数据显示，在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汪甜甜”和灌溉生态系统中种植的新培育的绿色超级稻品种，与当地主要水稻品种相比，平均每公顷增加230.9美元。
“绿色超级稻本身就是一种‘傻瓜式技术’，因为即使我们像以前一样用粗放的方式播种，你也能比以前收获更多，花费更少，风险更小。”李志康说，在许多亚洲国家，绿色超级稻的效果要与过去表现最好的当地水稻相比，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如果发生严重的灾害，就没有粮食收成；如果发生轻度灾害，收成几乎不会减少；如果天气好，收成会更好。
然而，当团队开始在非洲实施时，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我差点死在非洲，”李志康感慨道。
2007年，李志康赴尼日利亚参加盖茨基金会另一个水稻项目“STRASA”的启动会，随后在盖茨基金会一名官员和国际水稻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尼日利亚驱车前往邻国贝宁的政府所在地科托努。在进入贝宁之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每隔两三百米就会拦下
汽车进行检查，这里的治安水平可想而知。
到达科托努的当天，这三个人找了一家当地餐馆吃饭。一条鱼刚吃了三分之一，李志康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人们感到飘忽不定，几乎当场摔倒，另外两个人也是如此。厚厚的面团下面的鱼大概已经变质腐烂了，大家都以为是食物中毒。
当地糟糕的医疗条件让李志康放弃了去医院洗胃洗肠的想法，选择了扛下去。在
酒店躺了三天三夜，李志康饿极了，在附近找了一家中餐馆，让中国的老板煮了一碗面。“那时候只有方便面，吃起来像煤油，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在我体力恢复后，我们迅速‘逃离’了这里。接下来的一年，身体总是有点不适，血压也总是不正常。”
2009年3月，该项目的启动会议在西非举行，包括该领域的几位顶级专家和院士。李志康组织了一个由20多名中国学者组成的代表团一起去那里。所有人在两名武装人员的陪同下，从机场乘坐一辆小型公共汽车前往位于尼日利亚伊巴丹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ITA)。
刚到伊巴丹的时候，整个城市从远处看都是锈迹斑斑。一望无际的铁皮房，没有红绿灯，电气化区域只能覆盖整个城市的四分之一。李志康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车子走在有小平房的窄路上。晚上到处都是黑的，感觉糟透了。”虽然李志康极力劝大家不要下馆子，但大家还是坚持要出去试试。这次运气“不错”，但有人拉肚子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龙把绿色超级稻在非洲推广遇到的问题总结为两点。一是由于非洲国家育种实力较弱，资金投入不足，国内科研基础设施较差，缺乏顶层设计和商业体系规划；二是缺乏有效的品种推广组织体系。很少有公共机构和种子公司组织分散的小农户到大农场示威。缺乏高产观察和组织训练。绿色超级稻虽然抗性强，品质高，但是很难去当地小农户的田里。"
非洲当地人习惯靠天吃饭，大部分没有种植的习惯，种过水稻的就更少了。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很多事情的落实会有障碍。
为了在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开展项目，李志康需要外部合作。
一方面是和跨国机构合作，比如我工作多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这些机构在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都设立了办事处，有很好的当地资源，可以协助世界各地的运输。在与非洲水稻研究中心的合作中，还可以召集当地的农业合作网络和研究机构安排试点种植并提交反馈。
另一方面，项目组也与非洲的一些中国企业进行了合作。这些公司大多在非洲深耕了二三十年，对当地的情况有很深的了解。在非洲赚了钱之后，他们还帮助发展了当地的农业——不仅仅是抱着反哺当地社会的想法，更是希望通过解决非洲人的温饱问题，间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此外，作为国内企业，“总有办法”监督项目的实施。
多年来，李志康见证了中国企业为非洲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当地绝大多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国团队完成。他最后一次访问非洲是在2017年，当时该项目接近尾声。他带领项目评估小组访问了每个目标国家。“此时的非洲，感觉很像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到处都在建设，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
项目完成期间，李志康的身份也换成了经理。从前期写研究计划，到每年写进度报告，到后期管理账目，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做，所以要拿出本该属于科研的时间。
因为项目都是和国外机构对接的，很难找到得力的助手。幸运的是，项目第一期有一位香港助理，毕业于英国，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她有出色的语言沟通能力，做事非常专业。可惜她后来结婚了，以家庭为重。中国学生农业专业素质较好，但
英语不够好。
后来，作为课题组成员的王文生博士放下了主要的研究任务，专职协助李志康工作。热情、细致、专业的工作作风，以及在IRRI三年的
学习和工作经历，使得王文生对该项目帮助很大。
困难那么多，李志康用“一次经历”来形容。他告诉界面新闻，坦白说，绿色超级稻目前在非洲国家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有点遗憾。
“但凡事总需要有人去探索，做过的事总会留下印记。这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得到了锻炼，也获得了很多经验。
最后一英里
绿色超级稻援助项目于2018年结束，但关于绿色超级稻的探索远未结束。
根据徐建龙的说法，优良的水稻品种仍然需要到达非洲的农田，“绿色超级稻应该仍然有最后一公里要走，以增加产量和效率，使非洲的小农受益”。
第一阶段主要涉及尼日利亚和马里，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所主持。参与者包括上海农业生产基因中心、中国水稻研究所和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此外，还包括安徽泉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海外。前者在马里建立了一家子公司，在那里有很好的业务，而后者在尼日利亚有很好的基础，”徐建龙说。
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科学家参与的绿色超级稻项目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中，云南大学胡凤仪教授团队培育出了多年生水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年生水稻。种一次可以收获很多年。这种水稻可能在非洲一些地方有应用前景。
超级稻的关键人物之一，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科学家罗丽君和他的团队开发的“节水抗旱水稻”逐渐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最近，它在津巴布韦的试种获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水稻可以像小麦一样直接播种或机械收割。即使在今年大旱的情况下，节水抗旱水稻在湖北、崇阳、安徽等地也迎来了大丰收。
2014年，李志康带领团队完成了超级稻计划中最重要的水稻基础理论研究“3000水稻基因组测序”项目。这套工作集来自10多个国家科学家的智慧，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分析了水稻核心种质的基因组多样性，极大地推动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成果在育种中的应用，也推动了我国水稻育种进入“后基因组时代”。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和挖掘几乎所有未来需要的有利基因和遗传性状”，李志康这样解释其重要性。
“要了解一个群体的遗传多样性，需要有足够大的、有代表性的样本。就像如果我要建立一个人类基因库，对全球70亿人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并不现实，但如果我们选择好不同种族和地区的代表性人群，只需要5%的样本就可以覆盖绝大多数的人类基因多样性。”李志康打了个比方。
这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是全球数十万份水稻种质资源的5%样本，来自约90个国家，基本涵盖了全球所有水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在这3000个水稻样本中，有450多个种子来自中国，其余为其他国家的种子资源。大多数样本最初由国际水稻研究所收集和保存。通过该项目的完成，这套水稻核心种质资源来到了中国。
目前已向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50余所科研院所、高校、育种所分发水稻种质3000份，分发4万余份，用于大规模发现和育种应用影响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新基因。
李志康认为，过去我们一直注重对单个基因功能的深入研究。这种研究策略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任何一个水稻性状都是由多个基因控制的，一个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体现在其基因组中大多数基因位点的多样性。在未来，植物和动物的分子设计和育种将基于对种群中每个物种和每个基因的功能多样性的了解。
“虽然实现未来的动植物设计和育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3000个水稻基因组’等物种基因组重测序项目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动植物设计和育种建立一个基因多样性的大数据平台，”李志康说。
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由你脚下的每一小步构成的。
雷客 文章链接：https://www.leikw.com/news/vn54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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